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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跳的士绅,说到底都是永乐以后的臣,名义上是太宗、仁宗及现在宣德朝的门生,和建文余党实则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阂。前仇旧怨太多了,建文这边的余臣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是人之常情,肯定会排斥。 如果强制推行会有极大的副作用。决策权当然是在张宁手里的,不过有时候臣子和家养的女人有共通之处:明代男人在家里当然是一家之主,但也不乏“妻管严”或者很听妇人话的人,因为一家之主如果老是独断专行不顾她人,家里的气氛就坏了,甚至可能会产生家庭暴力……家国天下,换做在一个权力圈子里,那种人便是暴君,很容易和臣民脱离。 如何才能让建文余臣赞成自己的思路? 建文余臣这边也不是铁板一块、大家穿一条裤子的。大的两种分法,一是湘王集团,二是建文忠臣。这两种人是不能完全分开的,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,这些人之间的联系错综,比如周梦雄,他是湘王集团成员还是建文忠臣?所以张宁才劝说姚姬不要过度刺激建文帝,应以安抚。不然朱雀军中一些武将士卒,难免和还在建文帝那边的人有什么亲戚朋友关系,到头来十分麻烦。 他想到这里,便在卷宗的提纲上,将建文余臣和地方士绅间画了一条双向箭头,意为可以相互制衡。如果地方士绅的势力在湘王集团内成了气候,张宁便可以稍微拜托完全依赖建文余臣的处境,从而让他们之间形成相互制约不敢有恃无恐的局面。 在湘王集团旧势力中,勉强有四派出身立场不同的人,其中朱恒是汉王府旧臣,汪煜、梁砚、徐子新等是降官,都不成气候;虽然朱恒是幕僚之首,但只是他一个人的权力大,羽翼尚未形成。只有姚家和周梦雄两家的实力最强。 张宁想写下他们两家的名字,但又觉得太过敏感,怕万一有人瞧见这些字条了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想了想便用“道”与“佛”两个字代替,反正自己看得懂就行。佛代表姚家,因为姚和尚剃了光头;道自然是周家,当然周梦雄是不是信道家,张宁便不得而知了。 这两边的人在朱雀军中的人就太多了,张宁当初起兵靠的就是姚家下面的一众人。而周梦雄出任武昌营指挥使后,又大量吸纳了各地与建文余臣相关的人,常德、长沙等府这些人掌握着军政大权。 张宁想来想去,觉得还是用六部九卿制比较容易叫世人接受,而且和当今朝廷的格局一样,这便与主流接轨,更能显得正式庄重。 目前湘王政权实行的近似军国主力,武备优先,所以各寺卿的职权基本不涉军事,权重就低;可以让追随建文的臣子出任有身份但无兵权的九卿职位,借此也可以拉拢一下人心。六部就比较重要了,直接关系人事、兵马、钱粮、装备等诸多要害环节,需要从各方派系中布置以达到平衡的局面。 张宁感到头疼,拿着参议部的名册卷宗对照墙上的许多纸条想了很久,一些思路要临场记录下来,免得回头就忘了。不到一天工夫,房间里贴的字越来越多。 徐文君沏茶上来,张宁饮茶的时候抬头正看见书架上一本欧阳修撰的,不自觉就想起了他的,大概有“君子朋而不党”的论点。欧阳修这个文学家兼的政治家,张宁觉得他多少还是有些理想主义了,世人的修养如何才能达到朋而不党的地步?如何才能让人们不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勾结在一起? 第三百六十章秋天一叶落 君子朋党,君子首先是指士大夫统治者,然后才隐射道德层面,而贩夫走卒道德再高尚也是小人。大家平素志趣相投,在一起很相处得来,便为朋;有共同的利益而没有根本矛盾,便可结为党相互照应。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,分开朋党显然是很不容易的。结党营私,在官场上是一个刺眼的词儿,兴许比骂娘还辱没人,但是全然不这样做的官僚,世间又有几人?只是有些事大家做得、说不得而已。 在扬州行宫,京官中的杨四海和“三杨”之一的兵部尚书杨荣走得越来越近了。 杨四海,南直隶人士,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科进士,在二十一年的乡试中和张宁是同一贡院。他得中进士时十分年轻,到现在已经是出仕的第五个年头,年纪只有二十五岁,卸任巡按御史的职务之后现在是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。进士五年才做到五品官,但已经很不容易;像当年和他同期的状元郎邢宽,现在还是从六品,而且毫无得到重用的迹象,眼下的前程看来还不如杨四海这个二甲进士。 四海先是得到了宣德皇帝的赏识,曾巡按湖广考察军政,回去之后很快就入了杨荣的法眼。杨荣有心拉拢栽培,四海正需一个像杨荣这样有资历有名望的实权人物,二人一拍即合,迅速走到了一起。因为士林还是很在意风度的,不然大家都信杨,四海直接认杨荣为义父也不是不可。 杨四海出身并非有背景的高门大户,入仕以来是次与朝廷重臣走近,这不是劣势,反而是有“清白”的优点。既然得到了杨荣的栽培,以后难免就打上了派别的烙印,轻易背叛是为士林不耻的事。所以杨荣拉拢到这个年轻进士同样欢喜。 ……近来皇帝朱瞻基已经视湖广湘王为心腹大患,最精锐的神机营大部在九江覆没,让朱瞻基感受到了新危险上升的活力和逼人的压力。 朱瞻基已经下诏,大明朝无论任何人,只要取来张宁的首级,便封侯并赏黄金万两。因为“张宁”在血缘上是同族兄弟,按照太祖的传统,兄弟间是应该互助友爱的,当初建文帝对朱棣下免杀令也许就有太祖组制的影响;宣德皇帝这样堂而皇之地通缉杀兄弟自然不太合道义……但是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即不承认湘王的身份,宣称此人只是冒充皇室。 皇帝还唆使文官写了一些考证的文章,将张宁的祖籍履历详加阐述,大白于天下。自称朱文表者,原姓张,背祖弃宗改名换姓,不忠不孝;曾蒙圣恩以举人功名入朝为官,后目无君父,起兵谋反。实为无父无君之小人……这种文章在中国屡见不鲜,骂人骂得颇有文采者比比皆是,本就不奇怪,当年武则天还赞赏过痛骂自己的檄文很有水准。 于是有了这样的说法,通缉诛杀一个欺世冒名的“jian人”也就名正言顺了。至于为何一个冒名顶替的人身边为何能聚集那么多建文遗臣,诸如此类的质疑,说是可以说的,但无法成为官方的言论。 皇帝如此心情,下面的臣子们都明白一个机会就在眼前:如果谁能替皇上分忧,平定湖广的叛乱,必是一个举世奇功,将来成为朝廷的肱骨之臣,甚至名垂青史。对于武将们来说,在边疆打一百场仗都比不上干一件事一劳永逸,堪比救驾之功,但是救驾机会实在太稀少;而对于文官们,这是可以和拥立之功相提并论的,而拥立之功一辈子能遇到一次也算运气不错了。 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眼前,谁有本事都可以抓住这个机遇。 杨荣在行辕和门生幕僚们见面时,开门见山就说了一句话:“咱们在扬州呆了近两年了,兴许不久就会搬到湖广那边去。”便是暗指朝政重心在何处。 他心里也自然会想,如果在这次大事中表现得好,将来成为士林文官界的泰斗领袖人物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对于杨荣这样年仅花甲的人,前些年追逐的名利地位已经不太重要了,他也得到了这些东西,现在他最渴望的是真正的成就。人生渐渐走到落幕阶段,得到世人和后人的认可